古音与今音不同，在今天这是常识。但是在十七八世纪的中国，这却是惊天动地的发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明陈第《毛诗古音考》），直斥时人的蒙昧，开启了对古音的探索。

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提出了上古韵部系统，摆脱今音的束缚，以《诗经》押韵加汉字谐声，逻辑井然，学人折服。然而这只是上古韵类，它们怎么读？无人知道。著名古音学家段玉裁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要确知古音的音值，在中国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无法完成。而19世纪初的欧洲，已经有了一整套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刚经历了一百多年发展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谁能传之中国？

1910年，21岁的瑞典语言学者高本汉来到中国。多年之后，高本汉发表了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他使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首次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根据中古韵书记录的汉语音类，调查对比现代汉语各方言的音值，分析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构拟（reconstruction）出汉语中古音系统。高氏还收集汉越语、朝鲜语和日语中的汉语借词音来证明和修订古音的构拟。使用国际音标描写语音系统，是这一研究方法的明显标志。此后高本汉在上古音领域继续研究，重要著作有《汉文典》《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高本汉的成果使传统旧学中的中国学人耳目一新，纷纷响应学习，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大幕由此拉开。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对高氏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不同意见，并进而开始了自己对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分别有十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上古音体系，如钱玄同、董同龢、陆志韦、王力、方孝岳、严学宭，李方桂、周法高、张琨、陈新雄、李新魁、何九盈、郑张尚芳等。在古韵部构拟上大致分为两派：阴阳入三分派和与高本汉相类的阴声韵带浊塞尾派。其中，王力系统在大陆最有影响，李方桂系统在海外和中国台湾最有影响，郑张尚芳系统最新。

高本汉、王力的上古声母与中古声母并无太大区别，这与古汉语一千多年的变化不相符。李方桂把高氏34声母中只出现三等j介音前的15声母划出，认为它们是后来分化出的，只留下19母，这就与黄侃的古本声十九纽看法基本相似。以前有人说黄侃的古本韵和古本纽互证是“循环论证”，其实考察音系的声韵配合规律是正确的方法。

科学无国界，语言研究无国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为汉语上古音研究作出许多贡献，许多古音难题得到突破，汉藏语言在历史探索中逐渐接轨。海外学者的重要贡献主要有：法国奥德里古在《越南语声调的起源》中论证了越南语和汉语声调的发生过程；俄国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其中的《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论证了二等带1/r，这启发了李方桂对二等介音的构拟。加拿大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论证元文等部另有圆唇化元音韵母on、un、om、um。

经过海内外学者百年的共同努力，比起20世纪初，汉语上古音研究取得了惊人进展，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开了上古音之谜。汉藏语系诸语言还有很多未深入调查和研究，这些在历史上与古汉语共生的语言，是反观古汉语的宝贵材料。亚洲语言历史之谜正待解开。（作者：周及徐，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