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二场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与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苏士澍、成龙、海霞围绕“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冯骥才就“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在记者会上表示，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电影是一种压力，“但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好的”（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记者会上呼吁加强书法教师的岗位和编制，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刻不容缓（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主播海霞从一线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回答了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化的问题（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文艺界小组讨论中，冯骥才指出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的问题，并表示，守护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冯骥才从1983年受邀进入政协，已连任七届。参政议政三十五年，冯骥才的提案多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相关。2017年，冯骥才的三份提案依然与古村落的保护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关（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近年来，中国发展令世界瞩目，支撑古老中国骐骥一跃的，有道路选择、有理论引领、有制度优势，也有文化力量。中国古代有“九鼎”之说，这些国之重器，不仅是政权象征，更是文化赓续、文脉传承。由商周而汉唐、而宋明、而今日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精神九鼎传承不绝，成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

       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先辈遗产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独立于世、长存于世的标识。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启迪和精神支撑。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地带，能否留得住承载历史血脉的文化遗产；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能否避开长存于此的历史遗迹，这不仅是关于开发成本的经济账，更是关乎留根护魂的文化考题。保护文化遗产，就是涵养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与“魂”；传承传统文化，就是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以此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助力今天的发展，守候未来的希望。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从1983年受邀进入政协，已连任七届。参政议政三十五年，冯骥才的提案多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相关：他是第一个提出要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的人，推动了清明、端午等传统节假日放假的确定，2014年他再次建议将除夕纳入法定节日；2001年，他在两会上递交提案，建议启动“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次年，该工程启动，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2011年，冯骥才提交提案，呼吁加强对古村落和古村落文化的保护……2017年，冯骥才的三份提案依然与古村落的保护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关。

2017年3月7日，十二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冯骥才就“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不能让积淀了千百年的村落，在我们手里一年两年就被糟蹋掉了。文明传承就像火炬传递一样，不能熄灭。”

       冯骥才说，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基本是农耕史。在农耕文明之前，人类是不种粮食的，捕鱼打猎、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聚落是迁徙的；进入农耕文明以后，人类开始种粮食，并定居下来，定居了之后就产生了村落，这对于人类文明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就积累下来了。村落是人类最古老，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园，一直到今天，一代一代人不断地把他们的精神、追求、向往、希望往这里放，经过村落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最稳定的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出民族最核心的价值。

       因为自然条件、历史变迁不同，村落与村落各不相同，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特点，村落又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切的风物都和自然条件分不开，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衣着、饮食、生活起居、建筑等形式，并因其各自的独特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产生了。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是在城市，主要还是在村落。中华民族最遥远的根在村落里，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是我们无比宝贵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传承载体。

       他认为，当前传统村落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空巢化，另一个是过度旅游开发。

       关于对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冯骥才说：“目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甚至连措施都没有；而村民并没有保护自己村落的自觉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他们并不知道村落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展旅游，村落就很容易被破坏。”

       冯骥才呼吁，有关部门建立相关机制，对不以保护为基础的旅游开发计划不予批准。同时，为保护好村落，地方政府要帮助老百姓做好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传统村落的改造，专家学者希望越慢越好，可当地政府希望它变现越快越好。这一对矛盾怎么协调？冯骥才说：“要唤起大家的文化自觉。实际上，这个自觉不是没有。”

       冯骥才认为，申请开展旅游的传统村落，前提是必须按照国家的保护规定与标准制定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报请国家管理部门核准。凡开展旅游的传统村落，干部与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学习和掌握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保护规定。

       在皖南地区的一个村落考察时，一处细节让冯骥才看到了当地村民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自发性：“村里家家户户的电线都用白色塑料管包起来，染成了深灰发黑的颜色。村长告诉我说，是村民们自觉地把塑料管染了，因为白色和村子的整体色调不统一。”这样的做法着实令人欣慰，更说明人们有了保护的觉悟、有了审美。

       冯骥才强调：“知识界的文化自觉、国家的文化自觉，最终需要的是全民的文化自觉。”

       “如果有了全民的文化自觉，人们都能热爱自己的文化并引以为傲，我们就有了文化的自信，整个社会的文明也会随之发展起来。”冯骥才坦言，望得见乡愁，其背后是村落的精神价值，“它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分量很重，这个工作也毫无疑问是艰难的。”

       “四驾马车”

       “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冯骥才称之为自己的“四驾马车”。

       20世纪90年代，是冯骥才文学和绘画创作的高峰期，但出于一份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他开始投身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冯骥才来说，这是一次自觉的转身。

除了身体力行地奔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冯骥才始终坚持培养年轻后辈。“在教育方面，我注重两个因素。一是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是视野，秘鲁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过，‘作家最重要的是视野’。在我看来，做文化也是如此，要有思想的视野、知识的视野，方能做好。”

       在冯骥才心中，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我国是文化大国，最高决策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态度很坚决。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来说，就要像武训办学一样，不断呼喊，把知识分子的先觉想法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

       冯骥才：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

       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原来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动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反动动机”。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比如砖底、墙缝、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小说。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

       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

       比如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泯灭精神的自由。专制是写作面前的一堵墙，市场却在我们四周布满诱惑的歧途。因为，市场要把你的每个字物化，还要随意在你心灵中寻找卖点，一句话，它无时无刻地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

       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字必须进入市场。写作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威胁与困扰，而且在消费社会里这威胁又是不可改变的，永远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感到，只有放弃这种写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更加不决定于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从广义上说，外部环境从来不会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们的写作中。

       因此，我想说——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到自由的写作，那一定也是在捍卫着写作的自由。（中国文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