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艺繁荣发展迎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人民群众对文化、对文艺的需求也进入了一个旺盛、多元、迫切的时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指导广大人民艺术家的创作航向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王琦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老一辈美术家，作为一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在美术理论及美术教育方面都有杰出贡献。新兴木刻运动是文化旗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几乎可以说是革命美术的代称。王琦先生是这一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将这种理想贯串着他的一生。他的木刻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转折与变迁。
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王琦后期投身于水墨画创作，其作品有着版画的刚健与明快，体现出老艺术家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天份与涵养，以及追求艺术孜孜不倦的恒心和毅力。今年4月3日举办的“王琦水墨新旅程书画展”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年逾耄耋的老人那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不断前进、努力求索的可贵精神。
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
王琦自幼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阅读各种书籍，尤爱美术。1934年7月，王琦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深造。在校期间，鲁迅先生正大力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王琦虽然还不曾创作过木刻，也未曾获得与鲁迅交往通信或亲聆教诲的机遇。但是，鲁迅的著作《呐喊》、《彷徨》等早己读过，先生已成为他仰慕的伟人。不单如此，他还阅读了鲁迅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王琦说，这些文艺理论的专著使他“最感兴趣而又获益最多”。 1936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青年会展出，鲁迅曾撰写专文，号召美术青年前往观赏。王琦说：“我先后去参观了三次，它对我后来走上木刻版画的创作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至于由鲁迅自费编印的《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就更是王琦“十分珍爱的藏书”了。由此可见，王琦正是在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和鲁迅精神的影响和推动下，走上木刻艺术的道路的。正如他在1946年上海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预展时对许广平所说的那样：“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直接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可是鲁迅先生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终是我们这样年轻人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一直是在鲁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从事自己的工作的。”
少年时的王琦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既当革命家，又当艺术家，两者应是截然分开的，但上了上海美专，听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学说，又看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艺思想的感染”，鲁迅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的“纯艺术”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艺术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风格
王琦说首次拿起木刻刀，真正开始创作版画是1938年到了延安鲁艺后，由于木刻造价便宜，还可复制，所以非常流行。1939年初回到重庆，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筹建中国木刻研究会，1942年和1943年发起组织双十全国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代表的王琦未能见证中国文联的诞生，而他在之后的70余年岁月里，作为版画大师、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和新美术运动的领导者，一直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转折与变迁。
王琦先生的木刻艺术创作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前、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王琦在延安鲁艺就拿起了木刻刀，但他的首批木刻作品却是在回到重庆才创作出来的。1939年，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首次刊发了他的木刻处女作《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这些早期木刻，均属黑白之作。按其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揭露和控诉敌人暴行的；另一类是描绘和反映战时人民生活和后方建设的。这些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王琦的早期作品是战时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倘就艺术方法观之，他所服膺的表现手法显然是写实主义。第二阶段的作品主要表现建国后百废待兴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很快便转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历史的发展已由战争转向和平，由动荡走向安定，由破坏走向建设，版画艺术也就适应着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向前发展。其特点首先是具有鲜明的歌颂性；其次是套色版画的大量增加：再次则是诗情的抒发和意境的创造。这些变化也正是王琦这一时期木刻创作的特点。《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大都构图开阔、气象雄伟，而且开始创作套色木刻，色彩明丽、意象高朗。这一时期的作品堪称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第三阶段则是改革开放后，歌颂四化建设以及祖国的大好河山等。在这批作品中，《林海巡逻》和《人民万岁》无疑是出类拔萃之作。。这些作品既精致严谨又优雅抒情，生活气息浓郁，造型功力深厚，欣赏他的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升华。
王琦后期创作的中国画和书法作品，有版画的刚健与明快，体现出老艺术家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天份与涵养。“我一直都坚持现实主义风格，刻工很细，后期的作品比较偏于抒情。1988年以后，我的眼睛不行了，就不能再创作版画了，就只能写写书法，画点水墨。”王琦说。
清新鲜明的国画艺术面貌
在画界中，有些大半生从事油画、水彩、版画等西画种类创作的画家，晚年却对中国画情有独钟，而且取得显著成就。在老一辈画家中，吴作人、李剑晨便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王琦也是从版画转入国画的，仅仅经过五六年时间，其国画风景竟也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貌。
王琦国画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清新。画家没有什么国画的"框框"，没有背负传统文人画中沉重的"笔墨包袱"，因此，在他的画中没有所谓那些中国画中常见的某些程式，不见那些粗壮的墨线，或者淡墨的晕痕。他喜用焦墨干笔，然后再施以淡彩，绘画语言的确不同一般。王琦的作品所描绘的内容以及所选取的角度也不同一般。如《马来西亚渔村》、《渡口》，颇不同于通常的山水画，这些题材也很少为一般画家所画。《三峡石壁》、《黄山孤松》的观察视角和表现方法也非同寻常。这里体现了画家在创作中不与人雷同的求新意识。
王琦作品具有较强的实镜感。例如《渡口》、《马来西亚渔村》等作品，看上去很容易被带进所表现的画境中，由于画家具有表现空间和实体的深厚基础和版画表现的概括能力，画中的透视关系、光影感等写实因素都悄然渗入，其实镜感是刻意追求的。更重要的是，作品实镜感的创造不仅靠画家的表现技巧，还在于画家对生活的重视。作品的产生基于切实的生活感受，因而没有一点概念化、城市化的痕迹。
鲜明的形式感也是王琦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画家善于创造视觉形式中的韵律和节奏，使画面常常具有音乐感。在描绘三峡石壁的两幅作品中，画家以细若游丝但却挺劲有力的线条表现刀劈一般的峭壁，如果将其视为一种“肌理”，也无不可。这显然是从版画中汲取了营养。方向大致相近的线条，创造了一种统一和谐而优美的合声。《黄山孤松》实际上也以同样的手法，形成点和线的交响曲。在《黄昏时分》中，黑与白、粗与细、墨与色等诸多对比形成鲜明有趣的形式感。王琦早在60年代初，就发表了关于形式探索的论文，足以看出他对艺术形式感的重视。
捐赠作品，让艺术走向大众
2006年1月12日，王琦把自己收藏的816件艺术作品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是王琦从1938年起至1988年创作收藏的，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其中，版画200多件、素描200多件、水墨画10幅、书法20幅；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多年收藏的作品，有100多幅抗战版画，还有100多幅国外版画。王琦说,抗战版画包括了李桦、蔡迪支、罗清桢等上世纪30年代著名版画家的作品。在40年代,王琦组织全国木刻工作，接触到很多木刻家和他们的作品，他们互相交换作品，于是，王琦这里就保存了比较多的抗日版画作品。除了“文革”期间损失了一部分，其余的保存了下来。这些作品跟随他几十年，辗转各地，一直保存至今。如今，这些作品已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国外版画作品是王琦解放后，几十年来在与国外艺术家进行友好交流中积累下来的藏品。其中，包括罗马尼亚、波兰、法国、英国、美国、墨西哥、乌克兰等世界各国的优秀版画，大多出于名家之手,像前苏联的克拉甫琴柯和罗马尼亚的萨波以及法国的奥多尔等名家。
谈到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珍贵的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王琦说,因为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馆，很可靠。他们有一套规范的保存方法，而且这么多的作品都在一起，可以展现自己艺术创作的发展历程，展现作品的整体风貌,也方便研究者进行研究。王琦说,他的很多老朋友,他们一去世,画作就被子女分散了,最终流入了市场,这很令人痛惜。对于此次捐赠家人给予的支持和理解,王琦感到非常欣慰,他说,这次捐赠,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都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实际王琦捐赠作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王琦介绍,这是他第三次大规模捐赠。因为他曾经在香港呆过,又因为他是重庆人,所以之前曾分别将100多幅和150多幅作品捐赠给广东美术馆和重庆工商大学王琦美术馆。
在国外，美术馆、艺术馆的很多藏品都是由艺术家捐赠的。很多艺术家都有为知名博物馆、博物馆捐赠的行为。毕加索就曾给美国的现代艺术馆捐赠过几十件作品。在法国这样的事情很多。王琦曾和一批老艺术家呼吁，要抢救老艺术家的作品。在他们的倡导下，许多艺术家都积极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作品。刘迅、张仃、彦涵等人都捐赠了自己的作品。艺术应该给更多的人欣赏。
95华诞，踏上艺术新旅程
今年恰逢王琦95华诞暨从艺75周年，4月3日，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纪念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王琦水墨新旅程书画展开幕式暨作品集首发式”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开幕式现场嘉宾满座，王琦先生现场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了书法作品，嘉宾们也向王琦先生敬献上了99朵鲜花，共同祝愿他健康长寿。
此次展览共展出王琦先生在90高龄之后创作的水墨画作品和书法作品五十余幅，是他近五年来辛勤创作的一部分。王琦先生在他70余岁时，由版画转入水墨画领域，面对截然不同的创作工具以及创作手法，他并没有感到束缚，而是别出心裁地将这两种自成一格甚至相互拒斥的艺术形式融为一体，构建起具有自己个性的水墨艺术特色。五年时间，王琦先生笔耕不辍，用旺盛的创造力创作出包括《银色世界系列》、《金色的田野系列》、《农家小屋系列》、《江南水乡系列》、《北京古木系列》、《独木成林系列》、《南方古镇系列》等作品，以山水风景、大树躯干、三峡风光、江南水乡、民居文化为题材，以扎实的写实造型和严谨的版画结构以及富有生命色彩的颜色基调作为艺术语言，诸多充满纯朴生命气息、中西交融、风格独具，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王琦笔下的长江三峡、黄河青山、巨大老树不时以不同的立意一再出现，山河风景构成了他挚爱的创作母题，同时他也丝毫不掩饰对此类题材的偏爱。王琦的水墨画雄健俊伟、舒展大气，这种气质也同样体现在他的写生小景的作品中，所着眼之处也是以小见大，而非令留在小情小调里。展览中还有他的书法，早年学颜柳赵的楷书，后习魏碑的他，喜欢坚韧的狼毫，写出和刀锋一样坚韧挺拔、黑白分明的笔锋，线条苍劲、布局和谐，有着九旬老人的老而弥坚。
王琦先生表示，自己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深切感到艺术道路越走越长，而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因此，对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不断地实践中作顽强的艰苦奋斗。
以笔转刀，以刀换笔，近一个世纪岁月流转，刻下人生的印痕，画出历史的轨迹，95岁的王琦又一次踏上艺术新旅程。我们从展出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这位年逾耄耋的老人近几年在艺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更看到了他那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不断前进、努力求索的可贵精神。
艺术简历：
王琦，1918年1月4日生于重庆市。擅长版画、美术理论。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其后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曾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又在陶行知主持的育才学校任教，并先后当选为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香港人间画会理事。1949年以来，历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主任，北京《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副主编，《版画》、《美术》杂志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美术集》主编，《当代中国的美术》主编，《美育丛书》主编，《外国版画百图》主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党组书记、顾问。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贯穿他的艺术人生始终。他的早期作品《难民站上》《难民一群》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报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名作，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版画题材转向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画面色彩明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改革开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万岁》等组画作品气象雄奇，迎来了创作的另一高峰。率领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出访德、荷、卢、日、美、马来西亚和香港。主持国内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多次，并多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和国际性美展。
出版有《王琦版画集》，论著有《艺术形式的探索》、《论外国美术》、《美术笔谈》，作品有《人民万岁》、《一日千里》、《晚归》、《古墙老藤》等。
1991年以来获中国美协与中国版协联合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获日本创价学会颁发的东京富士美术馆荣誉奖。 1995年获法国成就与敬业协会颁发的金十字奖章。作品为许多国内外博物馆收藏：中国美术馆、日本现代美术馆、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法国格洛诺勃尔博物馆、法国两次大战博物馆、莫斯科东方美术博物馆、法国国立博物馆、日本神奈川博物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名列英、美、日、印十余部世界名人录。
责任编辑：赵建华、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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